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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鸣奋:增强现实(AR)与位置叙事——移动互联时代的技术、幻术和艺术

发布时间:2019-06-11 13:35浏览量:18

黄鸣奋:增强现实(AR)与位置叙事——移动互联时代的技术、幻术和艺术

  尽管如此,这类做法仍然可能涉及伦理的、礼仪的甚至是法律方面的问题。

激进主义艺术家可以将自己不满的真人形象和公众所熟悉的负面人物形象嫁接起来,例如,将《加勒比海盗》中无恶不作的巴布萨船长(CaptainBarbossa)转变成为高盛集团(GoldmanSachs)执行总裁CEO布兰克费恩(LloydBlankfein)。 上述做法在什么意义上为社会规范所允许,什么意义上又构成越轨,这类问题都是有待探讨的。

激进主义艺术家自己也不无担心。

过去的激进主义者担心集会游行被认出,如今的激进主义者则担心使用增强现实会留下可追溯的数码指纹。 根据艺术群体所发表的《增强现实艺术宣言》(2011),增强现实艺术的革命性可以用影片《电子世界争霸战》(Tron,1982)中的一句话作为引子来认识:“一切可见的必须超越自己并扩展到不可见的领域”。

我们不妨将“一切可见的”理解为物理世界,将数据层的叠加理解为物理世界的扩展,将“不可见的领域”的进入视为增强现实的效果,将“超越自己”看成是增强现实发展的驱力。

在艺术领域,增强现实至少具备如下影响:一是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显示器、摄像头等器材对于数码艺术创造力的约束。 “增强现实创造了并存的多重空间现实,在其间万事皆有可能——不论在哪里!未来增强现实没有现实与虚拟的边界。

在未来增强现实中,我们变成了媒体。 从停滞屏幕的虚拟获得解放,我们将数据转变成物理实时空间。

‘显示的安全玻璃’(TheSafetyGlassoftheDisplay)被粉碎,物理的与虚拟的统一于新的中介空间。

我们正是选择这一空间进行创造。

我们正突破神秘的不可能之门!时空死于昨日。

我们已经生活在绝对中,因为我们已经创造出永恒的、泛在的地理定位在场。 在21世纪,屏幕不再是边界。

摄像机不再是记忆。

运用增强现实,虚拟的对真实的予以增强、加强,将物质世界置于时空对话中。 ”二是打破了传统艺术体制对于数码艺术家创造性的约束。 “在瞬间虚拟集体的时代,增强现实激进主义者加重与解除了介于所谓纯粹虚拟与所谓物理真实之间的表面张力与渗透压力。

如今,一大群联网增强现实创意人士拓展虚拟媒体,以覆盖、然后压倒栖身于物理层系中的封闭性社会系统。

他们创造了阈下的、审美的与政治的增强现实刺激,在网上与离线体验的亚同温层触发了技术骚动。

我们坚定地立足现实,将虚拟的影响加以扩展,整合并将它映射于围绕我们的世界之上。 物体、平庸的副产品、魔鬼想象与激进事件将并存于我们的私宅与公共空间。

我们运用增强现实安装、修改、感染、仿真、曝光、装饰、破坏、骚扰与揭示先前由公共的精英承办商把持的公共机构、身份及对象,以及所谓物理真实中的艺术政策。 ”三是打破了传统艺术观念对于数码艺术创造定位的约束。 手机与未来视觉化手段是瞬息维度物体(EphemeralDimensionalObjects)、后雕塑事件与创新性建筑的物质证人。

“我们以我们由病毒引起的虚拟精神侵入现实。

增强现实不是一个尚武的前卫取代计划,而是一个生根繁殖、彼此相关与相互整合的附加存取运动。

它拥抱一切模式。 与奇观相对立,现实化的增强文化引入了全参与(TotalParticipation)。

增强现实是新的艺术形式,但它是反艺术的。 它是原始的,这增强了其病毒效力。 正是坏绘画挑战好绘画的定义。

它出现于错误的地方。 它未经许可就占据了舞台。

它是自我实现的关系性观念艺术。 增强现实艺术是反重力的,它处于潜藏状态,必须被发现。

它是不稳定的、非持续的。

它是存在与变化、真实与非物质的。 它就在那儿,可以被发现(如果你寻求它的话)。 ”如果说上述宣言主要表现的是西方激进主义者对增强现实艺术的情感化认识的话,那么,另一些人则从学理的角度加以探讨,像博尔特(JayDavidBolter)等就是如此。

在西方学术界,增强现实已经成为新媒体艺术研究的热点之一。

2014年格拉希主编出版了论文集《增强现实艺术:从涌现中的技术到新奇创造性媒体》,为本书撰稿的25位艺术家来自六个国家(美、澳、意、英、罗、德)。

格拉希指出:“从人类诞生到20世纪,人类生活于单一世界(我们如今可称为‘真实现实’)。 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明增加了新的现实领域——一种复杂的、令人激动的、有用的数码世界。

从那时以来,我们生活于两种不同的世界(物理的与数码的),但并非同时,至少就我们的感知与注意是如此。 这正是增强现实起作用之处。 这种独一无二的技术使作为真实世界与数码世界之混合的新世界的存在成为可能。 增强现实或混合现实将数码内容植入物理世界,以增强或增进后者。

它使得有可能不离开物理世界就体验数码世界。 增强现实是从物理世界与数码世界二元论走向其统一的关键一步,这使得这种技术对未来人类拥有至上价值。

”他认为,“增强现实艺术不只是一种新奇的创造性媒体,它注定要变成涌现中的混合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将一种新型艺术作品带到物理世界——位于任何地方、拥有任何尺寸与功能上的复杂性的作品。 ”国内亦有相关研究成果出现。 上述分析表明:增强现实技术的引入促进了艺术观念的变革。

从增强现实的角度看,艺术与环境并非彼此区分或相互对立,而是趋于一体化。

大地艺术从实体的角度表明了这一点,增强现实艺术则从虚拟的角度表明了这一点。

不过,增强现实艺术的功能受制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 从理论上说,这种新的艺术形态在世界各国可能被用于数码抵抗、社会治理或市场营销等多种目的。 激进主义者可以用增强现实艺术进行社会批判,主流意识形态也可以用增强现实艺术推行社会教化,产业界同样可以应用增强现实艺术进行产品推广。

在我国,增强现实技术完全可能和文艺创新结合起来。 信息革命带动文艺创新,这是近年以来不止一次发生过的现象。

网络文学由附庸蔚为大国,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之一。

如今,我们可以预期网络文学与增强现实相结合,成为有地点、可定位、和乡愁相联系的网络地域文学。

网络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主要特点是由作为数码媒体的互联网造就的,这就是虚拟化。 虚拟化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想象力,使文学创作摆脱了现实环境的制约,朝着时空穿越之类方向发展,并有利于文学作品的全球共享。

这样做的消极影响之一,就是淡化了用户或读者对于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的关注和热情,疏远了活跃于现实世界中的人们,引发了对于网络沉溺的担忧和批判。 增强现实本来就是作为虚拟现实的革新而出现的。 它有利于文学在现实世界中的立足,有利于凝聚和激发人们建设自己所在的城市、乡村的热情。 试想:如果我们将增强现实作为一种观念贯彻于创作,让人们为家园或其他特定场所写的诗文通过网络定位于相应的地点,走过那儿的人都可以通过一定的终端调用,那么,定居者可以寄托自己的情思,旅游者可以扩展自己的见闻。

赛伯情感和现实情感可以统一起来,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就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宋代文豪苏轼曾说:对于杜甫“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这样的描写,“非亲到其处,不知此诗之工”。

将来,读者要想深刻领略网络地域文学的内涵,予以恰当的评价,也只有亲自到对应的地点才能做到。 增强现实不仅有助于推动网络文学与地域文学的融合,而且有益于不同世代文学创作者与文学评论者之间的沟通。 他们可以通过相关网络服务共享信息,以特定位置为依托,集成具体作品、创作体会和阅读感受,实现增强现实和位置叙事的相辅相成,并以不断叠加数据层的方式进行历史文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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